当多本和阿尔汉会督在新加坡开始卫理宗的第一个布道会后，从1885年28日 开始，在许多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归信者当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
在1885年2月22日，也就是在第一个布道会过后的第二星期，当第一间主教制卫理公(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被设立时，这位中国人就 成为这间教会唯一的中国人试用传道，为向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传福音的事工 铺路。这项事工在1889年更因威斯特·便雅敏医生 (Dr Benjamin West) 所 开设的诊疗所而加速发展，威斯特医生除行医外，也致力于“教导病人寻求 灵性的医治，带领他们认识那能够医治我们所有的病痛并能担负我们所有软 弱的大医生——耶稣基督。”
在中国人事工开始的初期，卫理宗中国信徒是于密驼路和滑铁卢街交叉点的 一间教堂聚会。不过，中国事工的焦点，尤其是福建人的事工，是在直落亚 逸街附近。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推展向福建人传福音的事工，终于在直 落亚逸街建立了第一间华人卫理公会。同时也通过其他管道接触新加坡的华 人，如为华人子弟设立学校教育他们，其中包括英华学校以及后来改名为花 菲的女子学校。接着，其他的方言事工如榕语、兴化语和客语等也相继展开 并建立各自的教会，向来自中国、马来亚及其他国家的华人传福音。这几个 语音的事工的迅速增长也间接激励并推动了粤语和潮语的事工。
虽然华人年议会初期的历史是以方言作为发展的特征，接着第二阶段的发 展却是向新加坡偏远的郊区如巴耶黎、武吉班让、菜市（樟 宜）及芽笼 等地植堂。
自1976年12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治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卫理公会也因着 地理与政治的因素而重组成为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和新加坡卫理公会，因此就 产生了华人年议会。因着语言和种族的敏感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个卫 理公会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磋商讨论，终于奠立了各自的基本原则。接着， 高季忠会督被选为新加坡卫理公会第一任会督，此后，便在新加坡衍生许多 的卫理宗教会。
华人年议会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在70年代，当时新加坡政府正在发展卫星市镇， 因此就产生了女皇镇 、大巴窑、宏茂桥等新市镇，也因此促使新加坡卫理公 会属下三个年议会（淡米尔、三一和华人年议会） 在这些新镇展开植堂的工 作。当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有效实施后，华人年议会也相继设立了以英语进行崇 拜的颂恩堂和恩典堂。
后来，因着新加坡政府着重双语教育，致使英语事工虽然越来越重要，但华语 事工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被忽略，华人年议会仍然继续完成她向华人社群传福 音的使命，不论他们是讲华语或英语的华人。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和文化的背景 下，华人年议会的强点和特征仍然在于她不同语音的事工。